冬奥会的隐形冠军：当“参与”比金牌更动人
站在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的起点线上，亚辛·奥伊什知道，对于来自摩洛哥的自己，终点线的名次或许早已注定。当他在比赛中未能完赛，那冲过终点线的瞬间，依然收获了跨越国界的目光与尊重。他不是去争夺奖牌，他是去证明一种可能——一个位于北非、拥有瑞士风格滑雪小镇伊夫兰的国度，自1968年首次亮相格勒诺布尔冬奥会以来，那份延续了五十余年的冰雪传统，需要有人将其扛在肩上，传递给下一代的摩洛哥年轻人。在高度商业化的聚光灯与奖牌榜的喧嚣之外，奥林匹克赛场还为这样的故事保留着一片土壤：在这里，对一些运动员和国家而言，“存在”本身，就是一种胜利。
热带国家的冬奥梦想：冰雪赛场上的“不可能”挑战者
翻开冬奥会的历史，牙买加雪车队的故事像一则传奇，激励着无数后来者。早在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，这支来自加勒比热带的队伍就成功登上了冬奥舞台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，他们甚至获得了第14名，一度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传统冰雪强国。这并非孤例。2022年的北京，冬奥大家庭迎来了两个全新的热带国度面孔：加勒比海岛国海地与中东沙漠国家沙特阿拉伯。沙特选手法伊克·阿卜迪的参赛，被誉为为整个海湾阿拉伯地区“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”。他直言，他知道自己的举动会影响沙特的青少年，让他们看到滑雪的可能性。
泰国，这个以阳光海滩闻名的热带国度，在北京冬奥会派出了由4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，参与了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项目。19岁的米达·法赫·寨曼，作为泰国女子高山滑雪运动员首次亮相冬奥赛场，尽管在女子大回转和回转项目中都未能完成比赛，但她的出现本身已被视为泰国推广冰雪运动的重要象征。马克·尚隆兄妹作为泰国代表团的旗手，在越野滑雪赛场上奋力拼搏，马克甚至在亚洲选手中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。他们的参赛，源于一个比奖牌更纯粹的愿望：激励更多泰国年轻人参与冰雪运动。
这种参与的象征意义，常常超越竞技成绩本身。从1988年那支排名末位却载入史册的牙买加雪橇队，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令人印象深刻、赤裸上身挥舞国旗的汤加旗手，再到越来越多的热带身影，他们共同改写着冬奥会的地理版图。参与本身就是宣言：冬季运动并非寒冷地带的专属，人类挑战极限的渴望可以跨越气候的鸿沟。
当代奥运的现实困境：当“参与”遭遇商业化浪潮
然而，在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——更团结”的奥林匹克格言回响中，“参与比取胜更重要”这句广为流传的信念，正面临着现实的严峻考验。现代奥运的商业化浪潮，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，重塑着赛场的注意力分配与资源流向。
这种挤压效应直观而残酷。据资料显示，成为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（TOP计划）的费用水涨船高，从2008年周期的约6500万美元，已飙升至2024年巴黎奥运周期的约2亿美元。像丰田这样的巨头，其总支出甚至超过8亿美元。巨额的资金投入背后，是赞助商和转播商对“明星运动员”和“夺金热点”的天然偏爱。镜头、头条和商业代言，如同阳光雨露，更多地洒向了那些奖牌的有力争夺者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“陪跑者”们捉襟见肘的生存状态。
资金短缺是全球许多运动员，尤其是小国或冷门项目运动员面临的共同困境。德国女子雪车世界冠军丽莎·布克维茨，为了筹集训练和参赛资金，不得不利用成人社交媒体平台OnlyFans发布内容，并强调这是她能兼顾工作与竞技的“赞助商”。爱尔兰滑雪运动员科马克·科默福德为了购买昂贵的专业装备发起众筹；克罗地亚短道速滑运动员瓦伦蒂娜·阿什奇奇希望家人能到现场观赛，却无力承担门票费用。即便是冬季运动强国加拿大，也有越野滑雪运动员雷米·德罗莱因未能获得协会支持而面临巨大经济压力。
更令人深思的是美国奥运体系的独特生态。美国是少数不为奥运选手提供政府直接资金支持的国家，其奥委会运营完全依赖民间赞助、电视转播权和个人捐款。数据显示，约57%的美国国家队运动员年收入不超过5万美元。跳水传奇格雷格·洛加尼斯退役后曾因经济窘迫拍卖奖牌，这揭示了纯商业模式下，无数冷门项目运动员在竞技压力之外，还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。当站上赛场的每一步都需要绞尽脑汁自筹资金时，“纯粹参与”的背后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个人牺牲。
重新定义胜利：体育竞赛中的多元价值体系
在商业逻辑与金牌至上的喧嚣中，重拾奥林匹克的初心，意味着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包容、更多元的体育价值评价体系。胜利，远不止领奖台那三个阶梯。
对于来自热带国家或冰雪运动后发国家的运动员而言，胜利拥有截然不同的维度。首先，是个人与国家历史的突破。泰国运动员马克·尚隆在越野滑雪资格赛中位列亚洲第三，这对他个人和泰国冰雪运动而言，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飞跃。马达加斯加首位参加冬奥会的女运动员米娅·克莱尔克，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在告诉世界，非洲运动员也能在冬奥舞台上释放速度与激情。尼日利亚选手塞缪尔·伊克佩凡说，参加冬奥会意义重大，因为它告诉全世界，即使在非洲，人们也可以参与其中。这种“破冰者”的角色，其历史意义不亚于任何一枚奖牌。
其次，是作为文化桥梁与精神榜样的价值。沙特阿拉伯首位冬奥选手法伊克·阿卜迪清楚地知道，他的参与是为了给整个地区的青少年“打开一扇新的大门”。泰国兄妹运动员马克和卡伦·尚隆希望未来能成为教练，在泰国推广冰雪运动。他们的比赛，是在为一片冰雪的“荒漠”播撒种子，激励下一代去想象和触碰原本遥不可及的梦想。体育在这里，超越了竞技，成为文化交流与梦想传递的载体。
这恰恰回归了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在推崇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的同时，也大力主张“团结、和平、进步”这一根本目标。“参与比取胜更重要”的信念，强调的正是竞技过程本身的价值：在训练中锤炼身体与意志，在赛场上充分展现自己的实力与美，享受拼搏带来的精神满足。当美国运动员阿什利·考德威尔在失误后，第一时间微笑着拥抱夺冠的中国选手徐梦桃并说“我为你感到骄傲”时；当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在混合采访区真诚拥抱，为彼此的成长喝彩时，我们看到了比金牌更闪耀的“更团结”的光芒。
因此，一个健康的体育生态，不仅需要为“最快者”加冕，也需要为“突破者”鼓掌，为“坚持者”喝彩。媒体在报道时，有责任将镜头更多地对准那些背后充满奋斗故事的小众国家运动员，讲述他们如何克服地理与经济的双重限制，仅仅为了站上这条起跑线所付出的一切。他们的故事，或许更能诠释人类体育精神中关于勇气、坚持与超越的普遍真理。
当亚辛·奥伊什作为摩洛哥唯一的代表站在冬奥赛场上，他的目标或许不是战胜对手，而是战胜那个“不可能”的预设，并向家乡伊夫兰的孩子们证明，这条雪道，摩洛哥人也可以滑行。他的掌声，与金牌得主的掌声同样响亮，因为它们为不同的胜利而鸣响——一种关于存在、关于突破、关于薪火相传的胜利。
在你看来，当我们在为运动员欢呼时，我们究竟是在为什么而鼓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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